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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印度企业的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研究

来源:中国法学网

作者:金玉珍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财富的增加产生的企业责任形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国内外都未曾停止过,但将之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则只有印度一个国家。研究印度公司法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无论对公司法的研究和今后我国关于公司回馈社会制度的研究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法、CSR、NGO、净资产、会计年度


一、引言

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一般是指企业追求商业利润过程中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1] 这一概念是从20世界30年代开始使用,引自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载于《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32页。][1]这既是强调企业的“自主参与”同时也是社会对各成员提出的“道德责任”。[[2] 周勇:”论责任、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5卷第4期,第30页至第32页。][2]近些年来我国关于CSR的讨论已经扩大到“作为社会契约”的当事人应承担的义务,即应将上述“道德义务”认定为“法律义务”的层面。[[3] CSR概念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博爱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是指企业作为社会成员负有主动守法的责任。因此CSR概念中的“法律责任”和本文所指“将CSR作为法定义务”的主张是不同的。][3]

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契约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4] Milton Friedman , ”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4]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批评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为什么企业要建造养老院、医院、福利设施呢,既然政府收税就应该是国家的义务。弗里德曼的观点得到了CSR反对者的支持,但也受到持强调CSR重要性意见者的批评。[[5] Andrew Cra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5]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从CSR的法定义务角度出发,[[6] 欧美关于CSR法制化的讨论可参考: Olufemi Amao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 and the Law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6]提出制定强制要求跨国企业开展CSR活动的建议。[[7] Jennifer A. Zerk,Multination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m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sInternational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10。][7]改革开放后我国较早关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文章发表于2002年。[[8] 仲大军:“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载于《专家观点》,2002年第38期。][8]仲大军教授的文章从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效益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讨论,自此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在我国得到关注并得到广泛的讨论。

印度新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2013)自2014年开始实施。该法从完善支配结构、缓和规制和自由化、公示和会计制度的强化、提高效力、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对1956年公司法进行了全面修订。但印度新公司法最突出的贡献是第135条的规定,即强制要求企业提交CSR活动报告并规定了具体的支出比例。目前我国关于印度CS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制度的介绍,[[9] In-Soo Han and Haripriya Gundimeda,”The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and Th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of Korean Compan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19(2),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p186-223。][9]而对该制度产生的印度社会内部背景和实施情况的论述则较为少见。

本文首先讨论印度公司法中CSR活动义务化的社会意义,然后再分析适用CSR义务化企业的实际活动效果,最后提出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这即是对印度强制CSR活动立法的探讨,也为我国今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立法的讨论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印度的CSR法制化过程和主要内容

(一)CSR法制化的背景和过程

印度讨论CSR法律化始于2009年的公司法[[10] 印度公司法法理以传统英国普通法的概念的背景。但印度企业法的实务和理论主要适用1932年议会立法,即印度合伙法(Indian Partnership Act,1932)和1956年印度公司法(Indian Companies Act,1956),因此与以适用民法典和商法典为中心的大陆法传统有类似的一面。][10]修正案。2009年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初稿并无CSR的相关规定,但在同年度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指南(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Voluntary Guideline 2009)”第一次提及,在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度议会上则开始讨论CSR的义务化问题。[[11] 孙继荣:“ISO26000——社会责任发展的里程碑和新起点”,载于《WTO经济导刊》 ,2010年第10期,第60-63页。][11]此后2011年公司法修正案(Companies Bill No.121)中明确规定了CSR义务化的条款,该内容经过2012年12月18日印度下议院(Lok Sabha)和2013年8月8日上议院(Rajya Sabha)的审议,最终经总统签署得以公布,整个过程比较顺利。社会可否强制企业开展CSR活动是涉及企业的社会性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哲学问题。CSR是企业作为社会成员,自发性地为社会需要人群提供帮助,从法理上来看并非基于法律义务,而是类似《善良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 )概念的道德义务。[[12] 余少祥:“尽快制定我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10 月15 日第 A07 版。][12]《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是伦理和法律交织的结果,而印度公司法对CSR的强制也是其交织的体现。但印度内阁能够轻松地通过新公司法中的CSR条款有其特殊背景。

首先是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博爱思想为CSR的强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印度因受印度教(Hinduism)等宗教的影响,始终存在扶助弱者的思想。近代印度根据印度教等宗教建了大量寺庙帮扶贫困,或开展以救助人们从饥饿和疾病中解脱出来为目的的捐助活动[[13] 参考上述注。][13],从此印度企业自然形成了扶倾济弱的传统。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企业认识到必须以信托思想(Trusteeship)[[14] 印度的信托思想是指富人在自己所有的财富(财产)中除去最少部分视为对于穷苦人的信托(trust),应为国家和地区使用。][14]基础为国家和地区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并开始从事担负社会开发和改革等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活动。当时企业主要集中于学校的建设和提高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甘地和印度国民会议(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高度关注和发展。最近印度国民会议也以农村、贫困阶层、社会弱者的支持为基础活跃于印度政治舞台。印度新公司法增加CSR义务条款也是出于预算压力所致。一方面印度因长期财政赤字始终无法填补福利支出的窟窿,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经济萧条造成的,摇摇欲坠的政府的支持率,必须强行实施社会福利政策。最终印度政府交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开展CSR活动,通过企业资金支撑社会福利政策。

印度通过2014年的大选,具有亲企业倾向的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取得胜利并开始执政,因此印度企业曾期待莫迪及其政府能删除CSR义务条款或架空该条款的效力。但是与企业家们的设想相悖,莫迪了提出“一家一住宅”政策目标,准备将企业再开发贫民窟认定为CSR活动。[[15] 此后印度政府开始更加关注企业CSR的实践,如企业宣传道路安全、派遣道路安全驾驶教育师,法律和医疗支援,地区开发,为贫困居民提供免费午餐等被CSR法认定为CSR的活动。][15]于是在莫迪的领导和执政党的辅佐下反对声逐渐平息,修改的公司法正式发生效力。

(二)CSR义务条款与实施令的内容

印度修订公司法第135条规定的CSR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的印度公司,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奉献社会的活动。具体主要是指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的印度公司,需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与社会奉献活动,上述内容主要体现在第135条,具体如下:[[16] Caroline Van Zile :”Creative Capitalism Meets Creativ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 , Asian pacific Law &Policy Journal(13),2012,p271-275。][16]

1.会计年度净资产为500克若尔[[17] 克若尔即crore,是印度货币计算单位,1克若尔相当于1000万印度卢比。 ][17]以上或营业收入达1000万克若尔以上或净利润5克若尔以上公司应设立包括独立董事1人在内,3人以上董事组成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2.上述董事会报告中应公示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组成。

3.企业的社会责任委员会应实施或从事以下活动:

(1)制定或向公司建议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条款;

(2)提出上述实施活动所需总费用;

(3)实时监督企业的社会责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4.上述(1)中的公司董事会应采取以下措施。

(1)董事会在采纳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后,应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予以公示,并尽可能以固定形式在本公司网站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内容。

(2)保障公司实施企业社会政策的活动。

5.与上述1相关公司的董事会为推进每会计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施,应保障前3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的2%得以支出。董事会应优先向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地或周边地区支出法定企业社会责任金,未支付法定金额的,董事会应根据第134条第3款第O项的规定在报告中明示未支出理由。

随公司法的修改,印度企业部(Ministry of corporate Affairs)于2014年2月出台第135条的实施令即《2014年公司 (企业社会责任方针)规则》(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尝试制度的具体实施。[[18] 此处《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方针)规则》(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译为“实施令”,是为预防企业对修订公司法第135条的理解混乱,实施令补充了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和可认定为CSR活动的范围。][18]该实施令由9个条文构成,为防止适用新公司法第135条可能会产生的混乱,实施令明确了可被认定为CSR活动的范围,CSR的义务性和CSR公示制度的内容,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实施令于2014年2月出台至今在整体结构和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增加了部分条款。首先,在2014年9月的修订中明确了CSR活动经费中可包括实施活动所需聘请专家和机构及管理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在2016年5月的修订中增加新规定:公司直接或与其他机构共同设立的慈善团体,欲将其开展的支援活动被认定为CSR活动的,该团体应有持续3年的实际业绩。具体为:

第1条:执行CSR政策规定,应提交公司法第135条净利润2%的主体为为符合2013年印度公司法规定的所有公司,当然也包括进军印度的中国企业也应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执行CSR的规定。

第4条第4款:CSR活动只能在印度境内开展,在国外开展的则不能认定为CSR。

第4条第6款:企业可通过在印度境内活动的信托、社会团体或慈善团体实施,这些机构并非由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或相关公司设立,并已有3年相关CSR活动经验。[[19] 2014年的上述规定在2016年得到完善,增加了公司直接或与其他机构共同设立慈善团体开展支援活动并同时又想被认定为CSR活动的,应确保“有3年的实施或实施类似项目的实际业绩”的规定。从而使CSR刚被义务化时被排除在外的,由公司自己成立的慈善团体开展的CSR活动也被纳入到CSR义务活动范围内。][19]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的部分CSR活动是通过支援NGO活动的形式代替(最高为法定金额的5%)。

第9条:应以年度董事会报告公示公布是否满足第135条所定条件,并同时应登载于本公司的网站中,使普通人也能轻松了解相应企业的CSR活动。[[20] 董事会年度报告应包括CSR政策和CSR项目、公司CSR委员会的组成、上一个3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CSR预算、CSR支出明细,未达到法定2%支出的理由、委员会对CSR的评估结果等,此处依据为实施令的第8条和第9条。][20]

印度公司法第135条及其实施令规定一定规模的公司负有开展CSR活动的义务。但是公司法和实施令都没有规定违反上述义务将受到的处罚,从而也造成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积极的落实现象。

三、对于CSR法制化的评价和批判

尽管印度为世界献上其特有的“经济贡献”方式将CSR法定化和义务化,但关于印度公司法的修订相关讨论则方兴未艾。该制度是立足于时代精神的,具有开创性的举措,但也有人认为将本应属于慈善范畴的领域强制法定化,是政府把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转嫁到企业的行为。[[21] (韩国)柳智慧:“印度CSR义务化和我国企业的法律风险”,载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世界之窗》,2014年9月。][21]上述理解的区别在在于社会公共利益优先还是公司和股东利益优先的问题。但正如作者所述,印度公司法CSR的法制化具有印度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伴随CSR法制化各种讨论也接踵而至。

(一)印度企业对CSR法制化的批判

印度公司法修订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中不乏忧虑之声。他们认为“企业本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不应担负社会责任”,从而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立场。即把社会责任理解为公益的开展,认为把公益推向企业或经营者身上会带来多重危险。企业反对CSR活动或CSR法律化,其根据可分为以下四种。①开展CSR必将产生社会费用的企业内部化,从而增加生产成本并造成利润的减少,最终将威胁企业的生存。②经营者参与CSR活动将有悖于经营者作为股东服务者的传统公司法上的责任。③通过法律强制和行政压力强制推行CSR,是政府对企业活动的介入,可能会再次出现政经合一或官商企业,从而导致自由主义企业体制的崩溃。④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从其终极意义而言是实现人民最高福祉的源动力,因此社会也应为企业提供专注于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环境。拉贾吉里(Rajagiri )经营大学CSR中心Salim教授指出印度企业的立场主要以①至④为依据。①相关印度企业的主张主要是基于CSR的临时性,认为CSR活动属于临时的慈善且只能取得短期效果。以号召力而言,企业与政府特有的力度相差甚远,即便有庞大资金的投入,也会因其非专业性和号召力和组织力的欠缺而收效甚微。慈善本应由政府开展,应由政府作为主体而非企业来担当。事实上2013年除TATA steel[[22] 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集团因数十年都将年度股东分红的1/3用于CSR的支出而闻名于世。][22]外没有公司将其净利润的2%作为CSR的支出。[[23] Arpit Gupta,”Mandatory CSR in the Companies Bill,2011:Are We There yet?”,Nalsar Student Law Review 8,Nalsar university of law,2013,p.41。][23]与④相关印度工商会长哈里希马里瓦拉(Harish Mariwala)就曾在CSR法律化之前预言该制度可能“低效,企业会极力规避”。他认为政府用企业的资金谋社会福利,会阻碍企业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最终将影响到企业在当地发挥其分配资源和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印度主要汽车制造商TVS集团董事长维努・斯利尼瓦桑(Venu Srinivasan)认为“CSR义务化只会增加新形式的税收而已。企业负担的法人税在近10年持续增加,已经达到34%的高标准,政府用这笔钱完全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种救助。

根据Salim教授的预测,[[24] 政策的实施初期也存在一定问题。拉贾吉里大学Salim教授指出根据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公布当年公布的预算案即2013-14会计年度预算案,只有年销售额达1亿卢比以上的印度企业,其法人税的追加负担部分由原来的5%增加到10%,外国企业由2%增加到5%。而2%的CSR义务化规定则可能会引发企业的反税现象。][24]在政府依赖企业,国家运营的大部分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企业发挥作用的情形下,印度政府不顾上述批评制定违反CSR的处罚性规定相当有难度。他认为至少在制度的实施初期,政府应耐心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混乱,用下位法的规定使CSR的规定更加具体化,继续加大对企业的宣传使其更加了解CSR法制化的意义和宗旨。虽然印度从较早就对CSR有积极的认识,但法律化是另一个问题。

(二)法制化后印度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根据印度公司法第135条规定在CSR活动义务化的2015年,首批适用对象中460家企业向政府提交的年度报告能很好说明该制度实施初期的情况。根据这些报告,这些企业的一半以上在2015年会计年度CSR活度支出额都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金额。根据VIVO的分析,在符合CSR义务化规定的全印度企业中只有18%的企业达到2%的支出标准,其中却看不到印度十大企业的身影。[[25] Economic Times,’Mahindra&Mahindra tops CSR list in India even as companies scale upoerations’’,2015.10.26. ][25]

根据印度公司法第135条和实施令的规定,没有达到2%支出标准的企业应通过年度报告和互联网明确解释其理由。印度最大通信产业Airtel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本公司虽为CSR义务活动化的适用对象,但公司立刻响应该法案的规定尚有许多困难。本公司正处于努力响应CSR规定攻坚阶段”。综合没有达到2%支出额的企业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实施第一年”,“尚未开发相应的程序”,“没有找到合适的 代理机构”等。

实际上在印度除了几家大型企业外,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和外企更关注的是企业赤字而非CSR的履行。虽然CSR已经法律化,但是相当一部分企业仍因为经营上的各种问题而难以为继。同时该制度的副作用也随之显现。根据英国Guardian的报道,中小企业基本上是捐给NGO,而NGO将手续费扣除之后又返还剩余回扣。而且因CSR的法律化导致许多未注册的NGO找到投资企业寻求合作,结果企业又得先寻找可靠的NGO再实施监督成为前期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造成那些真正需要支援的小规模的NGO得不到支持,庞大的资金最终集中到规模大的NGO。[[27] Guadian,’indian law requires companies to give 2% of profits to charity. Is it working?’,2016.4.5。][27]

除上述情况外也出现一些与CSR依存NGO无关的问题。首先,与政府倡导制定持续的CSR计划无关,事实是企业更关注如何将活动认定为CSR活动和用多少资金,而不是关注资金用在哪或怎么用。其次,即便没有应对CSR法制化的时间或者是经验,但欲期待法制化取得效果,也应有提高CSR效率相关补充措施。破除印度社会的顽疾——贫困和改善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进行结构化改革,但想通过更具有私利性和难以称之为规模性经济的企业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则很难实现。既然涉及市场效应,必然离不开上述现象中存在的重复投资问题。大型企业、大制造商以及其合作公司、销售商通常集中在大城市或临近城市,为了取得市场效应CSR的支出也有可能集中在大城市。此时CSR的效果很难惠及更期待CSR发挥作用的中小城市或村落,或用于“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 ”或 居住于“表列部落 (scheduled tribe) ”的人们。结果是可能会出现CSR重复活动造成的低效现象。

事实也是如此。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报道主要在印度安德拉普拉德什市和特朗加纳州等规模大的州吸收了大量CSR的支出,相反,规模小的州或多数联邦直辖市使用的CSR活动的总规模反而比往年减少。尤其是特别需要CSR发挥作用的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查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等支出的CSR规模都在减少。[[28] 安德拉普拉德什和特朗加纳州各占629.7crore, 马哈拉什特拉邦占529crore,以上各占支出规模的第1至3位,其后是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泰米尔纳杜邦等。][28]但是总体而言,2015-16会计年度CSR的活动费从上一年度的500亿卢比增加了28%,比实施第一年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如果有具体的处罚条款则可以期待更多的费用。当然也不能把企业不积极参与CSR活动的原因仅仅归结到处罚条款的不足。虽然印度企业有开展CSR活动的传统,并已积累一定经验,但终究是慈善和道德上的义务的履行,其与中长期的法律义务的履行明显不同。如上所述企业将CSR活动经费用于何处支出多少,目前尚缺乏系统性和统一的配置,需要企业适应公司法对CSR的规定,很明显印度政府给企业适应和发展CSR体制的时间并不充足。

印度政府需要加大对企业的宣传,使其不断增加对CSR的认识和实践上的指导。企业需要探索围绕CSR活动与政府合作或企业间合作的可能性。正如克拉拉科恩邦的拉贾吉里经营大学,产学(产业和学校)合作开展的非常活跃,该学校在校内设立CSR部门或NGO,接受企业的资金委托实施CSR,持续以企业为对象开展CSR想过讲演和培训。印度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ies)也定期举办大规模的CSR技巧共享研讨会等。

四、改善方案

上述问题体现出CSR义务化实施过程中缺乏效率性和衡平性的问题。效率不高是因为企业没有像政府期待的积极参与CSR活动,而且已经开展的CSR活动效果也并不显著。衡平性的问题是NGO或各地区可从CSR活动得到的企业的资源差异大,分布不均衡。

(一)提高效率

如欲提高效率,必须制定详细的违反CSR义务的处罚性规定。印度国内外的研究也提及CSR活动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在于处罚条款不完善等。拉贾吉里大学的Salim教授也提出为了CSR政策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完善处罚条款的规定。

印度企业部曾预测在2014-15会计年度企业CSR活动费为500亿卢比,但这不过是公司法修改后发生效力前各媒体预测的1000亿卢比的一半。[[29] 参照脚注30。][29]也有人认为2015-16年度CSR整体支出金额与上一年度比增加28%是因为企业逐渐适应法律的规定,CSR活动得到改善是因为更多企业积极参与了政府主导的CSR项目,印度政府已经给企业提供了支出金额标准和支出方向上的规定。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企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将之分配于亟需之处。企业可通过参与政府项目,低风险顺利支出CSR费用,如购入国债等,这样可以通过媒体报道等得到宣传,从而也会起到良好的市场效应。[[30] 例如自从莫迪总理主导的“紧急救济基金”(Relief Fund)被认定为CSR活动后,原本全年度只有14亿卢比的母基金,到了2015-16会计年度后达到57亿卢比,增加了4倍。Indian Expres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nd up, still short of target’,2016.10.26。][30]

有人认为在2%的基础上政府还诱导资金的用处,可能会对企业的自律性造成严重的伤害。事实上法律连违反支出义务的处罚性规定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指导作用并不会对企业的裁量权和自律性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印度尚未颁布CSR活动指南相关的指导意见,多数企业更多是想参与风险小且由印度政府主导的项目。政府组织的项目本身是符合CSR宗旨的,有人认为企业参与这些项目才是真正的CSR实践。如果在被印度政府认为是社会福祉所必需的项目上设立详细的指南手册或具体流程,企业通过CSR活动参与的项目,比起之前资金金额和流向都模糊的情况相比确实会极大地提高CSR活动效率。例如教育、环境、医疗保健等所有领域,在亟需CSR发挥作用的地区(东北多数地区),如果设立采取上述措施将会对在CSR法律化之后反而变少的局面起到根本性扭转的局面。

在上述基础上再设立处罚条款,符合条件的企业就会考虑将CSR活动资金用于联邦政府所列开发指数表中处于下位的,改善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项目,从而明显提高CSR活动效果。但是对于偏远的东北地区或印度南部,如若使TVS等企业积极参与活动,就需要解决更多现实问题。对于那些将CSR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税”企业来说,为它们提供减税等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案。

(二)注重公平

当然并非仅仅依靠上述几个方案就能解决地区平衡发展的问题。CSR的支出差异在印度各州都在发生,而相对而言欠发展的州的CSR支出更少。而且在同一州内也会有长期处于贫困的村落其文盲率得不到改善,安全饮食等都没有得到CSR活动惠及的问题。

像泰米尔纳、钦奈等大型工厂和企业驻扎地区的居民,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CSR义务化之前就持续得到支援,但位于同一州的其他地区则很少得到过CSR的支援。

很多NGO认为应该将企业可分配于NGO的预算额由原来的5%提高到10%。考察从公司法修改前就开展活动的NGO,可得出他们更倾向于改善那些企业不喜欢的比哈尔邦等内陆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从这些NGO长期开展活动的经验和已形成的成熟体系而言,提高企业向NGO分配额度可能会对平衡经济发展和提高NGO-CSR活动效力取得更积极的效果。

依据现行法的规定NGO可从企业得到的CSR资金是企业净资产的0.1%,达到CSR义务化标准5crore的企业可以向NGO委托0.05crore。印度超2万个的NGO从企业得到的CSR活动费非常少,在印度NGO与企业的关系是基于信任的关系,大型企业往往直接设立CSR财团。[[31] 在2014-15会计年度直接设立CSR财团的大型企业就有99家,2015-16年度就增加到153家。详细请参照脚注32的报道。][31]因此即便政府应NGO的要求将上线提高到10%,如果企业并不倾向于委托NGO则很难取得实际效果。如欲提高CSR活动效果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的积极性。通讯公司和银行都是不分城乡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网点,最适合作为CSR的活动主体,因此有效手段就是开展微金融(Micro Finance,或Micro Credit)。正如孟加拉国著名的格莱珉(Grameen)银行 ,利用南亚地区广泛的流通网,将CSR与通讯和银行的作用结合起来。[[32] 朝鲜Biz’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陷入’国有化’混战?”,载于韩国期刊《朝鲜Biz》,2013年8月9日版。][32]当然也出现了棘手问题。印度和南亚地区都出现过小微金融活动沦落为合法高利贷手段的现象。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衍生出25%以上的高利贷行业。2011年安德拉邦政府出台旨在禁止高息贷款和强制还款的微金融(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规制法(Andra Pradesh Micro finace institution act)后,[[33] 印度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小微金融机构法(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Bill 2011)。][33]相关企业的损失就达到了650亿卢比。[[34] 实际上印度具体代表性的小微金融机构可从大银行筹措利息11%-15%的贷款,再以28%-30%的利息放款。这些机构在上述法出台后大部分都已破产。][34]因此通过微金融想同时达到“事业的成功”和“脱贫”两种目的比较困难。[[35] 乔纳森·默多克(Jonathan Morduch)使用“小微金融分裂”(Micro finace schism)一词,主张“多数贫民无法支付高利率利息”,因此小微金融只能选择“忠于自我运营”和“以贫民为对象”之一。请参照Jonathan Morduch:“The Microfinace Schism”,载于《World Development 28(4),Elsevier 2000,p.618》。][35]

但是只要认真整合和完善法律资源,小微金融也可能会重新取得肯定性结果,从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解决CSR不平衡支出的一种手段。高利率和高偿还率虽然无法并存,但CSR活动本身并不是追求利益的事业。只要政府尽可能提高居民的偿还率,并为居民提供积极改善生活质量为动机的恰当的利率,就会可能会取得正面效果。作为参考可仿效由31家印度小微金融机构组成的小额信贷机构网(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Network)的做法。为了防止无偿还能力者的贷款,这些金融机构利用本国的个人信用评价机构Credit Inrormation Bureau 和Highmark Credit Information Service共享微小金融贷款人的信息。这些机构会向地方贫困层提供50美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贷款申请人1人可贷3个以上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金额不能超过5万卢比。这些机构的成长率虽然低,但也为CSR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微小金融如欲达到为平民或贫民提供适合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就需要与地方政府和NGO等开展深入的合作。与通讯公司和生产商合作为贫困地区提供低价手机,银行等机构可以通过手机等通讯设施提供网上小额贷款等服务也应成为CSR活动的履行形式。这将为受货币改革影响造成不稳定的地区提供一定便利。[[36] 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货币改革,禁止使用高面值货币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并以新币取代。但因此项措施并未事先通报而实施,各经济主体适应期严重不足。且新币种供应量无法跟进需求量,对民营经济造成持续性的打击。韩国“联合新闻”:印度货币改革限于长期资金不足状态,2016年12月29日。

五、结语

印度CSR的法制是世界罕见的立法例,是基于印度国内特有文化为背景的制度。但是鉴于印度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中国企业的影响,我国应关注包括CSR在内的印度的法律制度。我国学界尚未对印度的法律制度给予相应的重视,关于CSR也仅限于新闻报道或简单的介绍,尚未涉及CSR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方案,以及该法律制度对整个印度社会带来影响的研究。根据本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公司法上的CSR尚未发挥到使印度摆脱贫困和基本生活所需构建基础建设的作用。最近会计年度发表的印度公司的CSR显示,无论从具体金额还是活动质量都与当初印度政府和社会的期待相差甚远。因此总结出的问题是首先,CSR法制化需要一定物理上的时间;其次是因缺乏违反支出2%净收益的规定时的处罚性规定,企业不愿意缴纳法律规定的支出金额,因此为了该法扎根于社会就需要印度政府广泛采纳社会各界建议完善该项制度。最后对于那些急需依赖CSR发挥作用的地区和人们而言,现行法律在其效率性和公平性尚需完善。

一般来说企业更关注的是如何摆脱对于企业追逐利润的限制,而非通过CSR活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且即便开展活动也只想把资金用在可以被认定为CSR活动的地方。因此需要时间改变企业认识等且不论,为了实现印度社会“最需要的地方给予最需要的帮助”,应从联邦政府角度出台相册政策促使企业积极支出CSR款项。

CSR法制化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因此也需要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联系综合考察印度的社会开发。CSR概念是受全世界关注的制度,今后也可能在我国开展CSR法制化的讨论。但是印度的CSR是较激进的,而且存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和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因此从短期来看我们应立足于为进入印度的中国公司提供对策性服务,从长期来看可以考虑CSR活动制度或法律化对社会的影响的讨论。

注释:

[1] 这一概念是从20世界30年代开始使用,引自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载于《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132页。

[2] 周勇:”论责任、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载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5卷第4期,第30页至第32页。

[3] CSR概念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博爱责任”,“伦理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是指企业作为社会成员负有主动守法的责任。因此CSR概念中的“法律责任”和本文所指“将CSR作为法定义务”的主张是不同的。

[4] Milton Friedman , ”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70.9.13。

[5] Andrew Cra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

[6] 欧美关于CSR法制化的讨论可参考: Olufemi Amao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uman Right and the Law :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

[7] Jennifer A. Zerk,Multinationa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mitation and Opportunities insInternational Law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10。

[8] 仲大军:“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载于《专家观点》,2002年第38期。

[9] In-Soo Han and Haripriya Gundimeda,”The Poverty Reduction in India and The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of Korean Companies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19(2),Institute of Indian Studies at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p186-223。

[10] 印度公司法法理以传统英国普通法的概念的背景。但印度企业法的实务和理论主要适用1932年议会立法,即印度合伙法(Indian Partnership Act,1932)和1956年印度公司法(Indian Companies Act,1956),因此与以适用民法典和商法典为中心的大陆法传统有类似的一面。

[11] 孙继荣:“ISO26000——社会责任发展的里程碑和新起点”,载于《WTO经济导刊》 ,2010年第10期,第60-63页。

[12] 余少祥:“尽快制定我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10 月15 日第 A07 版。

[13] 参考上述注。

[14] 印度的信托思想是指富人在自己所有的财富(财产)中除去最少部分视为对于穷苦人的信托(trust),应为国家和地区使用。

[15] 此后印度政府开始更加关注企业CSR的实践,如企业宣传道路安全、派遣道路安全驾驶教育师,法律和医疗支援,地区开发,为贫困居民提供免费午餐等被CSR法认定为CSR的活动。

[16] Caroline Van Zile :”Creative Capitalism Meets Creative Regula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 , Asian pacific Law &Policy Journal(13),2012,p271-275。

[17] 克若尔即crore,是印度货币计算单位,1克若尔相当于1000万印度卢比。

[18] 此处《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方针)规则》(Compani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licy) Rules)译为“实施令”,是为预防企业对修订公司法第135条的理解混乱,实施令补充了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和可认定为CSR活动的范围。

[19] 2014年的上述规定在2016年得到完善,增加了公司直接或与其他机构共同设立慈善团体开展支援活动并同时又想被认定为CSR活动的,应确保“有3年的实施或实施类似项目的实际业绩”的规定。从而使CSR刚被义务化时被排除在外的,由公司自己成立的慈善团体开展的CSR活动也被纳入到CSR义务活动范围内。

[20] 董事会年度报告应包括CSR政策和CSR项目、公司CSR委员会的组成、上一个3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CSR预算、CSR支出明细,未达到法定2%支出的理由、委员会对CSR的评估结果等,此处依据为实施令的第8条和第9条。

[21] (韩国)柳智慧:“印度CSR义务化和我国企业的法律风险”,载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世界之窗》,2014年9月。

[22] 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集团因数十年都将年度股东分红的1/3用于CSR的支出而闻名于世。

[23] Arpit Gupta,”Mandatory CSR in the Companies Bill,2011:Are We There yet?”,Nalsar Student Law Review 8,Nalsar university of law,2013,p.41。

[24] 政策的实施初期也存在一定问题。拉贾吉里大学Salim教授指出根据印度公司法修正案公布当年公布的预算案即2013-14会计年度预算案,只有年销售额达1亿卢比以上的印度企业,其法人税的追加负担部分由原来的5%增加到10%,外国企业由2%增加到5%。而2%的CSR义务化规定则可能会引发企业的反税现象。

[25] Economic Times,’Mahindra&Mahindra tops CSR list in India even as companies scale upoerations’’,2015.10.26.

[27] Guadian,’indian law requires companies to give 2% of profits to charity. Is it working?’,2016.4.5。

[28] 安德拉普拉德什和特朗加纳州各占629.7crore, 马哈拉什特拉邦占529crore,以上各占支出规模的第1至3位,其后是古吉拉特邦、拉贾斯坦邦、泰米尔纳杜邦等。

[29] 参照脚注30。

[30] 例如自从莫迪总理主导的“紧急救济基金”(Relief Fund)被认定为CSR活动后,原本全年度只有14亿卢比的母基金,到了2015-16会计年度后达到57亿卢比,增加了4倍。Indian Expres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pend up, still short of target’,2016.10.26。

[31] 在2014-15会计年度直接设立CSR财团的大型企业就有99家,2015-16年度就增加到153家。详细请参照脚注32的报道。

[32] 朝鲜Biz’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陷入’国有化’混战?”,载于韩国期刊《朝鲜Biz》,2013年8月9日版。

[33] 印度联邦政府也出台了小微金融机构法(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Bill 2011)。

[34] 实际上印度具体代表性的小微金融机构可从大银行筹措利息11%-15%的贷款,再以28%-30%的利息放款。这些机构在上述法出台后大部分都已破产。

[35] 乔纳森·默多克(Jonathan Morduch)使用“小微金融分裂”(Micro finace schism)一词,主张“多数贫民无法支付高利率利息”,因此小微金融只能选择“忠于自我运营”和“以贫民为对象”之一。请参照Jonathan Morduch:“The Microfinace Schism”,载于《World Development 28(4),Elsevier 2000,p.618》。

[36] 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进行货币改革,禁止使用高面值货币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并以新币取代。但因此项措施并未事先通报而实施,各经济主体适应期严重不足。且新币种供应量无法跟进需求量,对民营经济造成持续性的打击。韩国“联合新闻”:印度货币改革限于长期资金不足状态,2016年12月29日。

作者简介:金玉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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